2015刚开年，沈阳、济南、南京等城市就分别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出租车罢运事件，上海、北京等地交通管理部门与打车软件的交锋也日趋白热化。在这些事件背后，是市场和管制的激烈交锋。

事实上，出租车罢运并不鲜见，自2005年以来，安徽、重庆、海南、甘肃、四川、江苏、福建、浙江、江苏等多地，均发生过出租车罢运事件。在国外，出租车罢运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围绕出租车的牌照管制与利益博弈一直未停息。

和过去的罢运一样，出租车司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只不过，这一次他们针对的不再是份子钱，而是正处身风口浪尖的“专车”。

与上世纪50年代纽约出现电话约租车一样，通过预定专车的方式，打车软件成为市场里的新“鲶鱼”，虽然没有改变基本业态，但却令行业内的利益格局重新洗牌，导致既有的矛盾加剧爆发，新的矛盾也叠加产生。因此，作为既得利益者，出租公司和部分司机选择了抵制“专车”，希望通过行业变革增加出行便利的公众，则再一次大呼“取缔出租公司”。

可问题是，基于这两种对立情绪的解决思路，真的能解决现实问题吗？

新技术的竞争将始终存在，并促进社会资源配置不断优化；而牌照管制也不可能真正取消——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有出租公司，就连全部出租车司机都是个体经营者的伦敦，也有出租车司机协会负责行业管理。

一味抗拒所有新兴模式，或是粗暴推翻管理体系，都不可取。我们更应该深思，为何中国出租车会引起从业者与民众如此大的负面情绪？

归根结底，出租车的管理责任主体本该是城市管理者，他们却过度放权给出租公司，导致出租公司的定位模糊，既要获取利益，又要承担公众责任，没有政府部门的权力，却要代行政府管理行业职能，最终导致矛盾丛生。因此，问题的核心并不是出租公司，而是政府部门在监管职责环节的懒政与弊政。

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行业也并不鲜见。出租车行业的矛盾爆发，在于互联网力量的强势进入，对一直勉力维持现状的监管体系带来了巨大冲击。而这样的冲击，将在越来越多的行业，越来越密集地持续出现。

一个例子是，过去2年来，互联网已对中国金融行业产生颠覆性影响。自国务院至央行、工信部、财政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等部委，都不得不跳出传统线下监管思维，重新将互联网金融完整、彻底地纳入行业制度体系和监管框架。

直到现在，中国的政治管理体系仍习惯于条块化的垂直监管体系与相对封闭稳定的产业生态。但移动信息技术的普及与渗透，已让各个行业的效率大幅提升、产品形态明显变化，商业模式全面调整，甚至跨领域的业态整合也已普遍化。信息流动性冲击正在动摇各个垂直领域的产业与利益格局，进而引发市场动荡，乃至政、企、公众之间的矛盾激化。

这对中国政府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只有跨地域、跨领域的全局统筹，以及更快速反应、更具普适性、着眼于信息与现实结合的政策设计与管理落地，才能更好实现各个市场主体“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愿景。

总之,互联网背景下的治理问题正在考验政府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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